11月10日下午，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教授应邀来到苏州大学为唐文治书院学子开展了题为《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唐文治书院刘祥安教授主持，全体书院同学参加。
首先，陈平原教授分享了他对“大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读大学”具有两重含义：一是通过学习专业知识获得毕业证书，为日后就业或继续深造提供方便；二是要将“大学”视作一种教育方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并加以细致地阅读、欣赏、品味与质疑。
接着，陈平原教授提炼了现代中国大学史的六个关键时刻并逐一进行讲解。
第一个关键时刻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此后，在有识之士的不断推动下，清政府最终废止科举。对此，陈平原教授认为，由于科举制度在晚清再也无法为中国进步提供任何可能性和动力，故废除科举制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此举为近代学校的推广创造了条件，也奠定了二十世纪高等教育的大格局。
第二个关键时刻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陈平原教授强调这场运动在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作用，即确立中国人所理解的“大学精神”。他通过引用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话语阐明了“大学精神”的内核，并认为蔡先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观点更偏向“兼容并包”的思想，从而引出对五四运动时期内“新教育”“新文化”与“新政治”相互作用的讲解。而后，他阐述了对“大学精神”的看法：“不仅仅是教学及研究，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知识的创造。”
第三个关键时刻是从1937年起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陈平原教授将其概括为“战火摧不垮的中国大学”，指出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的历史事实，并依次对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迁移路线以及奇闻轶事进行了生动的讲解。通过中国西南联大与苏联莫斯科大学在战争中内迁经历的对比，陈平原教授指出，抗战中的高校内迁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体现了我国的民族精神以及抗战的坚强意志。
第四个关键时刻是1952年左右的院系调整。陈平原教授指出，走专业化道路、要求大学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院系大调整虽然适应了计划经济“大干快上”的发展态势，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教育落后的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但应用学科占据主体的状态显然割裂了其与基础学科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学术较难有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整斩断了各大学的历史，对“大学精神”的培养极为不利。同时，陈平原教授也提到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教授失去反抗的资本与能力，他认为研究这一段历史不能囿于校园中，更要综合时代风气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深入研究。
第五个关键时刻是1977年恢复高考，“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在中国大学停止招生十一年后得以进入大学校园，改写他们的命运。陈平原教授指出，“五四”一代通过自己的争取赢得了“光荣与梦想”，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幸运”则很大程度上是时代赋予的。
第六个关键时刻是1998年的大学升级与大学扩招这两个节点。陈平原教授以北大百年校庆为例，强调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升级的重视，并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他认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升级需要小而精，“两条腿如何协调走路”这一问题的处理策略仍需进一步优化。
回顾百年中国大学，陈教授有三点体悟。其一是大学应该长在中国，而非办在中国。中国大学必须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而不应照搬西方的教学方式。其二是必须调整“大跃进”的心态。教育应符合客观规律，切莫操之过急。我们想要办好人文学科尤需长远眼光，不急不慢地走自己的道路。其三是做好中国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相对落后，为这些地区的大学培育、引进、留住人才，也是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
此外，陈平原教授还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或许“引而未发”的第七个关键时刻。陈教授认为，自2020年以来，种种国际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教育生态，稍有不慎就可能走上回头路。他指出，既要优化高等教育的内循环格局，缓解国内大学在师资、设备、经费保障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又要注重整体实力，使研究领域与留学对象国更加“多元化”，这一时刻未尝不是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好机缘。
陈教授的精彩讲解结束后，同学们就讲座内容积极与陈教授展开交流，并提出了“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局中，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审美教育对塑造人性的作用有几何”等问题。陈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又旁征博引，为同学们解答困惑。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通讯：潘乐煊 赵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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