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晚19时30分，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老师来到苏州大学为唐文治书院学子开展了“读《红楼梦》”专题讲座。
李洱老师认为《红楼梦》对当代文学有很多启示，但由于现在的写作语境发生了改变，因而按高鹗的那一套方式进行续写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当代应该换一个广阔的视角看《红楼梦》。
很多人认为《红楼梦》没有写完是因为曹雪芹疾病交加、生活贫困，但李洱老师认为这是由于曹雪芹能力有限，他不知道贾宝玉该如何长大，贾宝玉长大后又会怎样。宝玉如果像他的父亲一样入仕为官，那这样的后续是没有意义的。贾宝玉的面前有三条路：和父亲一样入仕为官；或是成为西门庆一样酒池肉林之徒；或是断尽尘缘，出家为僧。高鹗为贾宝玉安排了最后一种结局。但曹雪芹为什么没有这样写完，而是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后世作家呢？李洱老师将曹雪芹的《红楼梦》与卡夫卡的《城堡》进行类比，认为这两部没有结尾的作品都是留给后世的作家去续写的。
接着，李洱老师提到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写下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必须回到少年时的状态，从头再来，重新成长。这个问题可以和《红楼梦》的问题联系起来，当代作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续写《红楼梦》，但不是按照《红楼梦》原有的方式去写，而是将《红楼梦》放到成长小说中，把贾宝玉放在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去续写贾宝玉的成长故事，让他承担起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
早期，学术界对《红楼梦》的评价极低，胡适和俞平伯甚至认为《红楼梦》在艺术方面“毫无价值”；郭豫适先生评价《红楼梦》采用了早就被西方世界抛弃的自然主义手法写作；鲁迅先生的评价虽然中肯，但是也并不高。《红楼梦》从“毫无价值”到如今被评为中国文学的代表作，经历的时间非常短暂，直至今天，《红楼梦》仍然处在经典化的进程中。李洱老师指出这一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例如杜甫在唐朝不过是籍籍无名的小诗人，杜甫诗歌的经典化一直到宋朝才完成。那么西方翻译《红楼梦》在其经典化进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李洱老师以林黛玉初进贾府时见到的“文王鼎”和“美人觚”为例，强调西方译者在翻译时不能够抓住《红楼梦》的精髓，不能够翻译出《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对中国传统器具、中国日常生活景象缺乏细致把握，故而不能够促进《红楼梦》的经典化。
对于为何如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学家、学者也看不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的问题，李洱老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判定一部作品的价值？李洱老师高度认可李辰冬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李辰冬先生将《红楼梦》和西方经典作比较，认为在西方小说中，表达主题即为表达某种意念，这种意念往往还和西方神学观念有关；而东方小说表达意象，用意象表达意念，李辰冬先生认为这是更为高级的手法。其次，西方小说写的是人和观念的关系，注重写人受到知识、观念的支配，例如堂吉诃德看了骑士小说萌生出做骑士的梦想，包法利夫人看爱情小说所以追求浪漫；而《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天生的哲学家，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孕育出的结晶。且西方小说例如《堂吉诃德》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独立的；《红楼梦》的每个章节则是紧紧相连的一个整体。
李洱老师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必须对东西方文化都具备足够的了解，否则就会面临无法评判作品好坏，批评无法进行的窘境。经验的差异很重要，东西方经验的差异导致文学表达、文学结构、塑造方法的不同，不能用某一方去要求另一方。李辰冬先生在书中也提出“为什么在《红楼梦》之前没有出现《红楼梦》，在《红楼梦》出现后人们又为什么没有接受它”的问题，这就是《红楼梦》对于当时的人是陌生的缘故。阿甘本认为与时代水乳交融的人不是“同时代人”，反而是被时代抛弃的人，只有那些与我们熟知的文化环境构成紧张关系的人才是“同时代人”。李洱老师强调贾宝玉正是这样的同时代人，他与那个时代构成了悖论式的反叛关系，反而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我们往往会选择与主流文化最不通的人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譬如贾宝玉，譬如堂吉诃德。
从经验差异的角度，李洱老师又引出文学经典的另一要素：经验的汇通。看贾宝玉时我们仿佛看到自己对规矩的反叛，面对异性的蠢蠢欲动等等要素，这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奇妙之处。
在李洱老师的讲解结束后，同学们就讲座内容踊跃提问，李老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并表达了对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持。至此，此次讲座圆满落幕。
通讯：王艺淳 张刘浏 杨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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