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书院系列讲座之三十四:汉学的(不)可能

    汉学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研究
     
    2016年12月20日晚六点半,唐文治书院系列讲座之三十四在1005-5339准时开场,在讲座开始前一小时就有同学在门口等候,可见大家对于此次讲座的期待。讲座由季进院长致开场词,作为老友,季进院长的开场向我们展示了柯雷教授的学术研究涉猎之广泛,并燃起了大家的兴趣。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学者,作为汉学研究“局内人”的他对汉学研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柯雷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莱顿大学的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并且介绍了另外一位现在莱顿大学任教的Jue Wang教授,从古至今,汉学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只是在一开始,荷兰开始汉学研究是出于控制殖民地华人的需要,所以“汉学”也成为了具有殖民色彩的符号。柯雷教授对此解释道,不是以现在的傲慢责怪先辈,无疑当时学术已成为殖民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无奈。从客观上来讲,殖民主义着实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
    柯雷的“不可能”其实是为了阐释在外国学者对汉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种种使得汉学可能中断的问题。柯雷教授由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第一即对于disciplines的定义以及区域研究,与大家讨论究竟“汉学”能否被称为一个学科。如果只是从传统的定义即“学科的范围”“自己的方法”以及“理论”看,“汉学”并不能被称作一个学科,因为首先“汉学”所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宽泛的,涉及人类学、宗教、历史等多方面,而且处在文化研究全球化、跨学科时代背景下,难以确定确切的边界,所以仅以此作为‘“汉学”不是一门学科’的例证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二是关于Area Studies即区域研究的讨论,对于世界的三个不同时代来讲,“汉学”的研究都有着不同的背景,柯雷教授认为世界的三个时代应该是“殖民地时代”“冷战时代”以及“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时代以及冷战时代的“汉学”研究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汉学”研究对外国而言也是“了解他人继而了解自己”的最好方式。但是后殖民地时代,是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人们尊重区别,更加明确“本位”观念,之前因为西方文化中的英语占据主导地位而致使汉语成为田野语言的状况已有很大改观,学者们逐渐了解到,“汉学”研究不仅是学习语言,不是仅仅提供学习资料,更是真正了解文化。第三即是Translation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问题,“翻译”本意是将某物从某处带到他处,实际应该是对语言的翻译,对于culture translation 来讲,对于文字内涵的理解愈发重要,柯雷教授借用了“暴风雨”这个词语的例子,强调汉学研究过程中对于不同时代特殊词语含义的把握。接下来柯雷教授就这一点介绍了莱顿大学近年来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发展,从汉学教授席到藏书四十余万册的汉学图书馆的建立,学术研究群体的不断壮大,都在体现着汉学研究的“可能性”。
    在讲座的最后,柯雷教授总结了现在汉学研究过程中真正存在的不可能。第一是“通”,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复杂而深厚的,即使是作为汉文化“局内人”的我们也不可能真正通达;第二就是汉学的“专利”,不应当作为一个汉学独有的研究领域,而是各专业都应学习了解的科目;第三就是“封闭”,不可以不交流不沟通,汉学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在与在场同学的互动过程中,柯雷教授就翻译误读以及区域研究中存在不同学科地位不同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误读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的,而作为研究学者,正是在研究过程中让他人了解自己工作的复杂性,寻求合作,证明自己。
    讲座进入尾声,笔者对于汉学也有了更多的不同层面的认识,不仅是因为柯雷教授那一口流利的中文所带来的感染力,更是因为一种深深的自我认同感。汉学研究任重而道远,柯雷教授的讲演无疑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来自于“局内人”的视角。
    文字 王雅喆
    图片 黄赟涵
    审核 富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