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书院系列讲座之二十三: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

    唐文治书院系列讲座之二十三: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
    2015年12月18日下午,唐文治书院系列讲座之二十三在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1001-1301举行。此次讲座是由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阎连科教授主讲,由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教授主持。本应是寒冬料峭的时节,慕名前来的学生们还是坐满了会场,聆听了阎连科教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讲座。这期间,有阎连科教授的旁征博引,有同学之间的相互探讨,浓厚的氛围感染着每一个人。
    首先,阎连科教授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做了一个对比。他指出,十九世纪的文学,虽然是达到了文学的巅峰,是伟大的,但是它也有单调的地方,十九世纪所有的伟大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全都塑造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全都是人物加社会历史问题的写法。二十世纪,并不是文学的没落,它并没有在十九世纪的高峰上跌落,而是在十九世纪的高峰上向前推进。之所以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不如十九世纪的文学的明显,是因为二十世纪其他门类的艺术快速发展挤压了文学的发展空间。总的来说,二十世纪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正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说: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年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文学亦是如此,二十世纪后叶,再也没有作家会对人们的阅读和写作有颠覆性的改变。
    接着,阎连科教授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有着极大的机遇的。由于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又由于美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过于冷漠,世界对中国极其关注,这给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可能。同时,中国有太多的故事,中国作家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在这些人中,余华就试图表现中国现状写了《兄弟》,并且把握很好。反观村上春树,阎连科教授认为他并不是“了不起”的作家,因为人们对他的尊敬远远小于对当代文学的尊敬,而且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出日本社会的现状,日本著名文艺批评家黑古一夫去年也曾说过,文学本来内在的“批评性”(文明批评、社会批评)如同奏低音一般奏鸣与莫言的《蛙》。然而这种至关重要的“批评性”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全然感受不到。
    同时,阎连科教授也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也面临断途的危险。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文学修养很高,读书达到了一个高度,但是并没有超过那些“伟大”的作家,但当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于世界时,站在第一线的仍然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并不能将自己放进小说中,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面临巨大危险。还有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迫切问题就是当下作家的“浮躁风”,一心想“走出去”,但是却完全没有很好的处理关于翻译和印刷的问题,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针对同学们的提问,阎连科教授也给予了精彩深刻的回答,他说如今老作家们写不出新意的作品根本原因就是年龄太大,读书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阅读停下来了,写作自然也就停下来了。而当今七八十年代作家出不了好的作品是因为现在人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任何资料文献,当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读到时,他最先得到的最吸引他的一定是最差的东西。最后,阎连科教授表示,好的作家与他所处的环境无关,只有他对当下社会,时代以及人有了深刻的认识,有了批判性,才会出现好的作品。
    经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同学们受益良多,相信这在同学们今后的写作中一定会有所帮助。对于阎连科教授的博学及谦逊,同学们报以由衷的敬佩和喜爱。相信文治人今后定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文:刘妍麟
    图:张廷宛
    审核:刘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