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现代性的成败：重释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
2017年5月26日下午，唐文治书院系列讲座之三十八——《审美现代性的成败：重释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讲座在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1005-5335举行。我们有幸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长江学者朱国华教授来为我们做现场报告。
讲座伊始，朱老师谈及近日台湾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新闻，引出今日论题关涉的主人公——王尔德。他又具有贵族好支配、高傲的特质，又具有艺术家好自由、孤僻的特质，有具有中产阶级粗俗玩乐的特质。王尔德是一个浪荡子，在西方语境下叫做dandy（浮纨）。在英国文学史上王尔德只能算是二流作家，其地位与弥尔顿、莎士比亚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选择王尔德作为论题的原因是其在审美现代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王尔德是唯美主义者，对文学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摹仿传统不同，他认为“生活摹仿艺术远多于艺术摹仿生活”（Life imitates Art far more than Art imitates Life）。他在因同性恋罪坐牢后在狱中写出的《自深深处》（De Profundis）实在是感人至深，很有美学意义。
接下来，朱老师进一步举出艺术性胜过道德性的两个例子。顾城杀妻在道德含义上自然是赤裸裸的谋杀，但在艺术性上则是一种行为艺术，颇具有后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义；而九一一事件中飞机撞击双子塔自然致使了无数家庭的破碎，更导致一代美国人严重的精神创伤。但在审美意义上观看则是一种突破世俗想象的审美艺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是从丑恶中发现美。王尔德的同性恋在当时英国的社会中作为病症与罪愆。但就算如此，“牛津的圣奥斯卡”王尔德始终对美学有着无与伦比的追求。也正像圣徒一般，王尔德在死后更得到了无数的荣光与赞誉。所以在朱老师的眼中，审美现代性有着从美善结合向美恶结合发展。选择王尔德作为讲座的论题还有借西方之镜以观照中国之用意。在中国同样算不上一流作家的郁达夫的《沉沦》书写一个青年的情欲、偷窥与自渎，此事在传统语境上算是一件不道德的丑事，但却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互动时间里，同学们就为何在中国文学上选择郁达夫而非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与王尔德互相对照等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交流探讨。朱教授指出，郁达夫可被视作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开端性的人物，因而重要程度更胜过后者。朱教授耐心倾听了每位同学的发言并给予了回应，同学们收获颇多。结束之际，全场掌声雷动，同学们表达了对朱国华教授的感激和敬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