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锦华老师在炳麟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开展了主题为“女性的‘发明’：电影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讲座。
首先，戴教授提到了性别议题。作为中国最早公开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的人，戴教授认为每一个性别论题都设置于大的社会网络中，无法被独立讨论，性别始终是最为内在的理论视点，其单一化会带来更大的思想和学术的误区。因此，当我们谈论性别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一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去宏观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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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戴教授就中国的女性问题展开了探讨。她认为，从历时性的层面来说，中国的性别议题是一个现代概念。在中国，女性这个概念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借助于某一个历史的契机才破土而出的，而这个契机就是五四运动。作为社会历史急剧转型的时刻，五四同时也是文化发明的时刻，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女性”的发明。如果将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作出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与基督教相比，中华文明中没有判然相别的两性系统，只有勉强可与其相比照的相生相克的阴阳。阴阳在两千多年的权力演变中被嵌入了等级序列，从而将两性文化内化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中的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异形同构的，这就让处于为臣为子地位的中国男性更能够理解封建社会女性的处境和状态，也为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男性知识分子试图打破封建等极枷锁，重构中国女性形象的行为提供了可能。
接着，戴教授重估了白话文运动。她提到胡适对白话文的阐释：“我手写我口”，认为白话文运动常被和西方新教改革使用方言翻译《圣经》推动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事件相类比。但与西方国家直到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时期才用方言写作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始终存在口语写作的传统，现代的白话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古汉语白话的表述习惯，却完全替换了一副西式表意系统。这并非是语言的改进，而是一门新语言的创造。正是这一门新语言将几千年来一直置于模糊地带中的中国女性纳入了主流话语。白话文运动造出了第三人称“她”这一汉字，也孕育了“新女性”这个全新的社会群体。新女性的“新”在于，虽然前现代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女性行动者，也出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但这些女性都在男性的权力秩序内部接受其被赋予的功能角色；新女性则完全不同，她们往往会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现实并与社会矛盾、危机和主导方向紧密相连。同时，新女性的激进性与先锋性往往先于文化对于女性的探讨，社会对女性力量的表述往往滞后于女性自身的生命迸发与实践。五四运动培养出的“新青年”与“新女性”在娜拉身上学会了“出走”，不断追求自我解放、自由婚恋的权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女性往往是比男性更加勇敢与彻底的。女作家庐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闪耀在中国20年代文坛上，一生热烈动荡、英年早逝的女作家曾被茅盾先生评价为“庐隐的十年就是五四运动的十年”，由此可见，新女性在面对社会变革之时所普遍展现出的是一种多么激进与决绝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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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戴教授分享了她的观察：我们存在着一个古装稗史片、神怪武侠片，不断的转世轮回。早期中国电影遍布弃医、弃农、弃商从影的中国人，但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当时普遍的观众取向，因为电影必须是文化与日常的摆渡者。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状况依旧与中国社会的危机成正相关，不断反复。其中，有一种东西没变，这些电影中的主角往往是女侠。即使不是系列电影，女侠也会在电影开始进入文本世界，电影结束时离开文本世界。教授认为，中国武侠片中的女侠与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相类似，前现代冗余的“她”来自于影片外部，作为反秩序存在的同时，于影片中匡扶正义、建立秩序，而后自我放逐。
讲座进行到后半程，戴教授留下一个问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改变它的形态，女性还具有它的形态么？并耐心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让同学们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电影、五四运动和女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通讯：孙杨钦
拍照：张可欣
审核：范宇轩 李思睿